董其昌离京与万历中期政治文化探析_邓昱全.pdf

董其昌离京与万历中期政治文化探析邓昱全陈宝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摘要董其昌的人生轨迹，由“娴熟政治”转向“精于艺术”的关键，在于万历己亥京察时突然离开京职而转任地方官。对于此次离京原由，文献大多隐晦含混，学者们异说歧出，大致有隐逸、立储数种。从董其昌十年翰林生涯的积极态度来看，可以说明其离京实属被迫，与隐逸追求的关联不大。透过好友区大相的送别诗，立储之说亦非真相。重检己亥京察的政治程序，沈一贯所上的密疏，以及他所推动的令翰林等四衙门官僚外迁任职，才是董其昌离京的关键所在。对董其昌个人而言，离京导致他此后二十年间再难回到北京任职。但“四衙外迁”是由来已久的政治文化，沈一贯的政治行动，是基于整体的朝局考量。这已足以证明，短时段的个人政治浮沉，与中时段的政治文化冲突之间，确乎存在着历史认知落差。关键词董其昌；沈一贯；京官外迁；政治文化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引论问题的提出董其昌是明代中后期最重要的艺术家，其艺术活动与非艺术活动间的关系向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不过自吴讷孙之后，学者们逐渐扬弃了董其昌“疏于政治，精于艺术”之说，开始更多地关注董其昌的政治生涯与艺术变化间的关系，以及董氏在政治中自身的行动逻辑。而对于董其昌的政治属性最引人瞩目的观点，莫过于李慧闻所提出的“政治抱负”说（），且更为突破传统范式。综合诸说可见，在董其昌的生命史中，确实是政治与艺术两面并存，且彼此有主次显隐之别。问题在于，董其昌在人生的政治期与艺术期之间是如何转换的进而言之，这种转换对董其昌的个人世界又会产生何种影响毫无疑问，这仍有不少有待发掘的题中之义。就董其昌任职翰林院（年）的书体时序而言，董氏自称早年宗柳，而从现存正阳门此研究趋向最早见于吴讷孙（），主张检视艺术家与其“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之间的关系”，参见 g g ，， g，，，，g g ，转见，，，美高居翰著、王嘉骥译山外山晚明绘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第页。参见，g g ，， g g ，，，g g ，，，董其昌容台集卷书品，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辑第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关帝庙碑金刚经等书法作品来看，柳体仅占其中数行，更多的是以欧、虞、二王为主。董氏自述与留存的实物之间存在出入，可否说明彼此间有着一种冲突王锡爵教授馆课时，曾称董氏“对策书学率更令，（庶常）复类柳诚悬” ，说明董其昌在殿试时擅用欧体，庶吉士时始“由欧兼柳”。王锡爵之说，不仅可以诠释并消解自述与实物间的矛盾之处，而且已经清晰地显示出董氏早期艺术的政治时间顺序。从社会时间学的角度来看，用“对策”“庶常”等政治身份，给董其昌艺术生涯加以分段、序时，那么，诸如艺术变化的“意外”，同样可以被纳入时间顺序中。这也从侧面可以证明，董其昌出任翰林的时期，政治时间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事实上，董其昌在万历二十七年归乡后（年），虽两次短暂任官两年，但主要以乡居为主，却是董氏艺术上的成熟期。时人甚至因董其昌长年“游情于艺圃”，反而多“慕其才艺”，几乎忘却他的政治身份属性。可以说，董其昌第一次艺术与政治角色的交替，且进入蓬勃的艺术创造期，正是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八日，亦即从翰林院编修转为湖广按察司副使的身份转换。这表面看似七品到四品的升官，实则断送了董其昌的京官生涯。然传统文献在提到此次离京原因时，往往多有隐晦。比如董氏好友何三畏，在致信他们共同的老师聂廷璧时，仅言“董玄宰以初归”；而在与朋友喻均的信中，虽然特意点出董氏“此际还山，实出意外”，却又未遑详论。在后世的相关传记中，也大多采用“坐失执政意”和“寻有忌之者”等模糊说法加以搪塞。故董氏己亥离京一事，尽管对董其昌研究颇为关键，但究之近世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然还是没有明确道出其因。无论是史传还是流言，这些附会在故事表面的观念分歧，已经提示我们必须重回“历史现场”。因此，本文从董其昌离京前的个人行为出发，借助对诸家说法的考论，进而重新回到京察的政治程序中，其中包括董其昌年资、京察主持者、内阁倾向与神宗皇帝的意见等环节，希望从制度运行的角度切入，重新审视董其昌离京事件的直接动因，乃至这一事件背后的政治文化脉络。一、入仕之初董其昌积极的从政态度万历十七年己丑科，董其昌进士及第，馆选第五，成为庶吉士，由此开启十年的翰林生涯。在任翰林期间，董氏备受赞誉。在年长一辈中，许国称他为“天下士”，沈懋孝称他“间世逸才，千载之勋”；I0在同辈中，何三畏尊他为“奕奕雄文元有价，莪莪国士定无双”；在晚辈中，毕自严甚至艳羡董氏为“天上人”。Il这固然是夸耀董其昌身为庶吉士的“储相”身份，也是褒奖他的政治才华。只是因为翰林职官多“不事事”，职务以文字与礼仪为主I2 ，并非典型的行政官僚。解读董其昌在翰林时期的安徽史学年第期 I0 Il I2 董其昌容台集卷天全楼帖，第页。郑作彧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谢稚柳谈董其昌的代笔，朵云编辑部编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年版，第页。宋懋澄九籥集卷中祭冯元成先生文，续修四库全书第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明神宗实录卷，万历二十七年二月戊午，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明实录校印本，第页。何三畏漱六斋全集卷简聂宪副崇野老师简喻枫谷宪副旧太公祖，明别集丛刊第辑第册，黄山书社年版，第、页。康熙松江府志卷名宦，第册，清康熙二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页。按清修明史显然采自此说。参见明史卷董其昌传，中华书局年版，第页。康熙江南通志卷人物，第册，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第页。明神宗实录卷，万历十七年六月癸巳，第页。董其昌容台集卷太傅许文穆公墓祠记，第页；沈懋孝长水先生文钞卷与内翰董思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册，北京出版社年版，第页。何三畏漱六斋全集卷寄董太史玄宰，第页；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与董玄宰，明别集丛刊第辑第册，第页。董其昌容台集卷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尚书抑所唐公行状，第页。政治活动，可以“己丑馆课”与“乙未会试”为例，考察他在政治场域的行动与思考。（一）己丑馆课己丑科在馆共两年二个月，培训内容为“在院教习、读书，及每月二次考试”。其中馆课最为重要，庶吉士以此“第其高下”，决定散馆去留。馆课内容除“供奉文字”外，主要涉及儒学理论、制度沿革与时局政务等。董其昌所作馆课篇目，儒学理论类有原心亭铭刘向说苑序荀杨大醇小疵刻八大家集序知命俟命立命说原心亭记成乐轩记夜气浩然之气读卫霍李广传读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新序评石鼓歌周比、骄泰、和同辨评至言昌言罪言，制度沿革类有恭读宣宗皇帝御制翰林院箴岁差考从祀，时局政务类有备荒弥盗议读盐铁论题后议国计疏勤政励学箴御虏大捷露布拟修理河堤议，供奉文字类有赋得云近蓬莱秋夜读书帝京篇万寿无疆颂赋得玉河冰泮清秋瀛州亭论学咏盆菊七夕征虏将军出塞歌邠风图击剑篇观运甓图有感省耕图忧旱吟金镜篇太庙荐麦长安冬至上林春雪。董其昌在庶常馆的时间仅占个人生命的，但馆课篇目却占其文集容台集的，再加之同时期其余文字，翰林时期可谓是他现存文章最集中的阶段。这些创作囊括经史，跟董其昌早年开始熟络“举业正脉”与“竺乾之书”，重视文史积累和思维考辨不无关系，同样也包含着对于馆课的政治理解。比如董其昌认为庶吉士“不专仕、不专学，盖兼处于学与仕之间” ，馆课乃是“政学” ，要以从政的态度来治文。正是因为有此认知，方使董氏所作馆课屡屡拔魁，且得馆师佳评，称之为“体正大而法谨严”“大雅不群”，乃至“融洽之识，隽雅之词”。到散馆前半年，董其昌就被其他同馆成员视为 “应留之列”，必成翰林官。成为翰林官，也就拥有了进入内阁的机会。（二）乙未会试万历十九年，董其昌护送礼部侍郎田一的棺椁南下，一年后回来。不久，董其昌以“命代才名” “文学冠时”的声誉，进入翰林I0 ，开始身兼许多礼仪与科举事务。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会试出现掩卷争议，董其昌在文字中已经明白道出了其对事件背后政治关系的把握，以及自身的微妙应对昔乙未之岁，余奉诏为南宫同考官。初入棘，注书二房，序齿也。次日改注书一房，序官也。大学士新建张公（位）忽邀余，请曰邹宫允（德溥）以春秋一再分考矣，今且复然，顾其额少，鲜肯易者，公有意乎。于是，余复注春秋第一房。及揭卷之夕，有董叔弢（嗣昭）。是时，方以科场为惧府，恒门第是抑。余亦不能自固，袖其卷不出。同官惟袁伯修（宗道）不直余，谓何乃作昧心事。而陶周望（望龄）宣言曰董年兄不及吴年兄矣。叔弢，故崇仁吴（道南）所取浙省第三人也。俄而，太原傅商盘（新德）亦得李鸿卷，袖之不出。新建张少师曰废则俱废耳。李鸿者，申文定公之壻也。戊子之役，人以是点余座师黄宫詹（洪宪）。文定去国而鸿得隽，正宫詹辩诬之日，余安忍负黄公。盖叔弢之间关得一第以此。Il 细绎上文，董其昌颇费笔墨地详述改阅春秋房、拒录董嗣昭之事，却未言明背后缘由董嗣昭是湖董其昌离京与万历中期政治文化探析 I0 Il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九年八月八日庚子，天津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黄佐翰林记，辽宁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王锡爵等辑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册，齐鲁书社年版，第，、、页。篇目整合自容台集；增订国朝馆课经世宏辞；沈一贯辑新刊国朝历科翰林文选经济宏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册；陈经邦辑皇明馆课，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册，北京出版社年版；张位辑皇明馆课标奇，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董宗伯旧稿小序，明别集丛刊第辑第册，第页。董其昌容台集卷成乐轩记，第页。董其昌容台集卷序郭主客集，第页。王樵方麓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年版，第、页。董其昌容台集卷寿节妇董母李孺人五十序，第页。州董份之孙，董其昌的乡试座师黄洪宪与董份是姻亲，且董份在朝廷“存问”起复之列。这些关系看似只是微妙的亲友关系，实际在当时的科场中，对考官与亲友关系的猜疑不断，可谓复杂谲诡。虽然与董其昌同为黄洪宪弟子的吴道南，在浙江乡试以“奉命衡文”为由，力排众议录取了董嗣昭。但是跟董其昌一起阅卷的傅新德，却选择了掩卷李鸿，正因其座师申时行是李的岳父。就此来看，董其昌不只是想“奉命衡文”，更希望在当时弥漫着“恒门第是抑”的风气中，为自己曾经的座师平反。黄洪宪在万历十六年顺天府乡试中，因录取王锡爵之子王衡与申时行之婿李鸿，朝野竞相上疏交攻，最终不得不“在籍听勘”。董其昌不愿应对朝堂舆论压力，坚持掩卷，正好迫使主考官张位出面，通过俱录以示公平，实现“宫詹辩诬”的目的。以往在讨论董其昌翰林任期内的史事时，既关注到了他的政治潜力，也延伸出他对艺术环境融洽的喜爱。但透过上述两件事例，可以看到翰林时期的董其昌，不仅对当时政治格局判断清晰，也展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手腕，比较符合翰林作为“储相”的政治素养。因此，吴讷孙等学者所持“疏于政治，精于艺术”的观点，认为董其昌是基于隐逸思想而主动归乡，难以真正揭示董氏真实的心境。二、传闻董其昌离京诸说驳正关于董其昌离京的猜测，除去前文提到的几种传、论外，文献中还有数种较有影响的猜测，如丁酉江西程文中涉及党争之事和朱敬循、董其昌二人的书画争端等，需要梳理这些歧论出现的时代原因，探究其背后的真伪。（一）江西乡试程文江南通志所载董其昌传中，有“主考江西，寻有忌之者”句，提示了离京与万历二十五年所主持的江西乡试有关。董其昌所作此次乡试程文中，有“所谓人才者，又复自相疑忌，伐异党同，不几于示奸人之隙，而启人主之厌薄也哉”的评论，所论从士风讨论到朝堂朋党，不免令人有疑。程文所涉内容与明人士风论有关。明中期以来对圣人“是非”论的争辩，到晚明演化为君子、小人等士风定性的评判。董其昌同期的其他乡试录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焦竑言“近日之人辩于文而实则不足。实有余者，难在身而利归于国；实不足者，难在国而利归于身。士至于利归其身也，世何赖焉。”I0叶向高言“世有真儒之才，亦有非儒之才，而非儒者恒尤焉以自张，是诡才也。故夫儒与才，不可分也。儒与才分，则学术事功之所由弊也。”Il董其昌登科时，许国所作会试录中亦有如下之论“士操不可知之术以求庸，臣操不敢信之心以相士，是臣与士两失之也。”I2 进而言之，此程文并未出现于朝野时论与御前奏对。此后，董其昌又先后得兼皇长子讲官之安徽史学年第期 I0 Il I2 参见龚肇智嘉兴明清望族疏证，方志出版社年版，第页；明神宗实录卷，万历十八年七月辛亥，第页。朱国祯明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赠少保谥文恪吴公墓志铭，吴道南吴文恪公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册，第页。董其昌容台集卷寿节妇董母李孺人五十序，第页。明神宗实录卷，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丙申，第页。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履历便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第函第册，宁波出版社年版，第页。参见王洪伟“先向龙池霑帝泽，愿歌鱼藻乐皇风” 从翰林院时期的诗文管窥董其昌仕宦初衷，南京艺术学院学报年第期。，g g ，董其昌容台集卷爱惜人才为社稷计，第页。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焦竑澹园集卷顺天府乡试录后序，中华书局年版，第页。叶向高苍霞草卷丁酉应天试录，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册，第页。许国许文穆公集卷己丑会试录前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册，第页。职，可见此次乡试并没有阻碍董其昌的仕途。（二）与朱敬循的书画之争后世传记中的附会传说，固然有穿凿之嫌，但时人之中亦有歧见。影响较大如沈德符，即认定董氏离京缘于吏部考功司郎中朱敬循的“私隙”。两人“同时以好古知名，互购相轧，市贾又交搆其间”，朱挟私报复，让董在考察得不好的评价，因而“外转”。董其昌的近友也有赞同此说者。如吴正志言“以憨直为权门要人陈治玄宰故见恶斯人者”；陈继儒亦有言“辇毂收藏家又时时愿得公赏鉴一品题为重，而侧目者妒之”。在沈德符描述的最后，这场私人恩怨所引发的官场报复，甚至让内阁与翰林院翻脸，“东壁西园，遂成壁垒”。沈德符此说，不免多有夸张，细考此说，亦颇多疑处。朱敬循的考功郎一职是当年四月履新，相较于以往京察的要求，履新一年的准备期显得过于仓促，若欲以私欲而协公议，显然难以服众。究其事实，当时的左佥都御史郭惟贤，才是己亥京察的真正主导。郭惟贤为人持正，很难轻易改弦，一如名臣叶向高所说“时从政者新，去留多取决于公。公每发言，人咸服其明允，即被黜者，亦无所恨。”郭惟贤也得到董其昌的认可，称其“忠谏有闻”“落落傥论”。因此，此次京察中的都察院与吏部，未必就是轻从私隙的衙门。重要的是，按京察程序来看，在衙署主持官汇总了官员的去留情况后，还有内阁的进呈与皇帝的复核两个环节。例如当时有关许闻造与张养蒙的京察争议，即在汇总、进呈后，因物议颇多而由神宗亲裁。总体来看，如果朱敬循因为沸沸扬扬的古董争议，而轻易让一位“储相”翰林官外迁，无疑会使事情闹得满朝飞扬，甚至引起神宗的关注。三、外迁从区大相送别诗看董其昌离京真相鉴于会试程文与京察主持官两种说法均不可靠，不得不深入到京察程序中的其他方面，即内阁进呈与皇帝核奏。区大相与董其昌是同年好友，二人诗歌唱和，相得甚欢。区大相在给另一同年王弘诲的信中，直言董氏“无罪见逐”，却并未细谈，只是托言“何时见师，具道此事”。I0区大相之诗，素有 “诗史”之号Il ，从送别诗杨园之鹘六章送董玄宰编修，大抵可以体味出一些难为外人道的隐情杨园之鹘，集于丛棘，嗟尔百鸟，胡不深自匿，君子有行，回车自北，岂不尔援，畏彼谗慝。杨园之鸮，集于棘丛，嗟尔百鸟，胡不深自容，君子有行，言归于东，岂不尔留，谗言讻讻。I2 全诗六章，前两章写被逐，中两章叙离别，后两章述归乡，描述君子因谗归乡之况，上面所引为诗作的前两章。该诗为仿诗经体，六章可分为三段，分别取自诗经中的小雅巷伯邶风燕董其昌离京与万历中期政治文化探析 I0 Il I2 明神宗实录卷，万历二十六年八月庚申，第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页。董其昌荆溪招隐图卷附吴正志跋，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思白董公暨元配诰封一品夫人龚氏合葬行状，明别集丛刊第辑第册，第页。时人根据学缘关系，认为朱敬循是张位的人，实际上此时张位已败，此说不确。参见董其昌辑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河南道御史牛应元一本会推大典关系匪轻敬陈一得以祈禆平时政体事疏，续修四库全书第册，第页。叶向高苍霞续草卷通议大夫户部左侍郎赠都察院右都御史谥愚庵郭公偕配包恭人墓志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册，第页。黄克缵数马集卷淑人包氏行状，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册，第页。董其昌辑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都察院左佥事都御史郭惟贤一本为泰运方新谨陈泰交之义恳乞圣明采纳以保万世治安事疏，续修四库全书第册，第页。明神宗实录卷，万历二十七年正月癸卯，第页。区大相区太史文集卷再报王宗伯，中国古籍珍本丛刊澳门大学图书馆卷第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年版，第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区大相区太史诗集，明别集丛刊第辑第册，第页。燕以及秦风终南。除燕燕为叙送别外，巷伯章寓意为“伤于谗”，末二段的终南明旨在 “戒君”。明人将这一篇的经义，视为“贤才之路塞” ，也符合区大相在此诗下的另一诗题的题旨 “伤贤者被谗去位也。”可见，其将董其昌离京的关键因素，指向皇帝身边的近臣。 “诗史”未必真能作史，但也能从中推测一些时人观感中的端倪。就当时近臣身份所指向的内阁来看，时任首辅赵志皋告病，实际主政者为次辅沈一贯。万历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即京察结束前的最后一日，沈一贯就京察上奏密疏，此疏不见沈一贯的文集，仅载于万历起居注中照得各衙门官，但以得升为荣，不分内外。惟翰林、吏部、科、道四衙门，官地清要，以内转为荣，外转为辱，外官虽尊不屑为也。故旧例考察毕后，凡四衙门有汰处未尽者，即从外补，盖因平时无法处之，借此以为遣发，俗语谓之“明升暗降”。又每年二月、八月，科道官有年例之升，亦是此意。祖宗良法相传已久，不可废也。近年以来，偶有推而未允者，被推之人心怀忿恨，凭恃要路，播弄风波。如旧年戴士衡恨白所知之推，横开祸端，可以鉴已。今京察毕，复当推升四衙门官，倘又不蒙点发，或点其陪推，窃恐此人怀怨踵计，又生事端以为明时之累。伏望皇上俯从部意，咸赐照点，庶几要路肃清而烦言永息矣。政体所系，世敢预为之请。臣又思，考察之缺官甚多，诸凡所推，悉祈留神统发，则迁转接续而事无旷废，又大小臣工愿望之意也。沈一贯疏中提到翰、吏、科、道四衙，多年不见外任，需打破惯例才能肃清朝政，维护“祖宗良法”。为了敦促神宗核发，沈氏在疏中举戴、白所涉“妖书案”为例，暗示官员怀恨容易危及皇权。次日，皇帝即诏准翰林董其昌、给事中刘余泽和御史汪先岸等“四衙外迁”。可见，此份密疏，确为董其昌离京的直接原因。沈一贯在疏中自称推动“四衙外迁”，是为了处理四衙“汰处未尽”和维系外官“事无旷废”。这看似合情合理，却有违时局。首先，若是出于官员的政绩原因，其实无需内阁密疏，完全可以通过京察让其平调外迁甚至降职贬所。相关的事例，就是焦竑因乡试案而“奉旨调外任”，然后在京察中被核认“复中之” ，没有董案这么多周折。其次，外官是否真的急需京官来补缺万历二十六年以来，共有五人被命为湖广副使，可见此官并不乏人。反观董其昌所任之官并非闲职，他当时身兼皇长子讲官与知制诰，负责东宫日讲和文书起草。在董其昌倏然离京后，东宫官僚的长期缺额就显得更为严重，间接的影响即导致讲官袁宗道累死于任上。I0 既违常例，也乏实情，可见沈疏之作，在职官调整的目的之外或许别有所图。从奏疏、批准的双方，即神宗与内阁的立场分别来看，对神宗而言，正值因国本之争而与朝臣僵持之际Il ，持续挑剔东宫属官，似乎可以传递某种微妙的政治态度。这显然是猜度之论。其时皇长子已出阁数年，再过两年即行册立。而董其昌从未逾矩言及储事，理应没有触怒神宗的契机。既非神宗直接干预，那么内阁的角色就变得十分关键。中晚明的内阁兼有外朝与内廷两种制度安徽史学年第期 I0 Il 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冯时可冯元成选集卷谈经，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册，第页。明史卷赵志皋传，第页。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二十七年二月七日丁巳，第页。实际上戴所攻击的只是时任次辅张位，参见明史卷张位传，第页。明神宗实录卷，万历二十六年四月癸亥，第页。按该年已大规模调整吏部官员，新任官年资均不足“推升”。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癸酉，第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页。明神宗实录卷，万历二十六年五月癸卯，第页；卷，万历二十六年五月癸丑，第页；卷，万历二十六年六月壬戌，第页；卷，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丁亥，第页。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辛亥，第页。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二十九年正月十九日戊午，第页；明神宗实录卷，万历二十九年正月辛酉，第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版，第页。角色，易受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万历前中期，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奸臣、苛政等现象，吏部、言官等衙署群体以“朝廷公党”的面目参与“争国本”“京察”等政治事件，推动言路的独立与权力的扩张。此外，内阁内部还面临着新晋翰林所带来的权力威胁，其中还掺杂着朝野对翰林改革的呼声。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内阁与翰林院在制度安排上关系极为紧密，但在权力格局重整之际，也不得不将之与其他分权衙署等而视之，透过制度人事安排进行敲打、调整，以维护自身地位。从京察程序来看，外迁之事始于董其昌进入京察程序，经朱敬循题签、内阁密疏，最终得到神宗的批准。核准者虽为神宗，但实际推动者却为抑制四衙地位的内阁。那么，为何选择了董其昌由于翰林的地位清贵，以及内部存在的“九年满考”机制，故少有因为考察而遭到外放者。董其昌等万历十七年的进士，若从入馆庶吉士开始计算年资，到万历二十七年初京察时正好符合“九年考满”的惯例。然而因前文已及护送田一棺椁南归，耽搁一年余，董其昌年资不足九年，故循例进入京察名单而非考满名单。而在所有进入京察名单的年轻翰林中，他又是年资最高者，因此成为外放名单之首也在情理之中。董其昌与沈一贯并无交往，更无过节，假如没有此前南归意外导致的年资问题，他会与其余同馆之人一样考满留京。可以说，董其昌列入“四衙外迁”名单被迫外放，看似是扑朔迷离的政治意外，实际却是制度逻辑中的合理结果。可见，董其昌的外迁并非政治过失，而是制度惯性与个人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余论历史个体的复杂感知董其昌的翰林任期，以被迫离京为终场。这段精彩而又悲剧性的政治生涯，无疑成为他多年后起复的基础，典试科举和教导皇子也是身后议谥的依据“分闱典试，悬冰镜以抡才；奉职论思，护前星而耀彩”。同时，这一段被迫离京的经历，也是董氏政治与艺术之间交替或转折的关键，进而成就了中晚明艺术史上一段精采的篇章。不过，历史人物的生命史不能简单用成功或失败来看待，其背后有着历史时空的多元面相。本文试图透过董其昌的政治浮沉，进而剖析其背后复杂的制度矛盾与政治文化潜流。值得指出的是，政治文化与制度传统是由时间与事件共同构成的“中时段”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则是相对“短时段”的历史个体。 “短时段”的历史个体在遭遇到“中时段”的政治文化冲击时，能否超越其个体所限，理解其背后的复杂历史因素董其昌的离京经历，显然就是一个典型的解剖案例。董其昌提及此番离京时，率以“北归”二字掩之，无过多自述。只在离京当年夏天跋画时，记有 “昔人乃有以画为假山水，而以山水为真画者，何颠倒见也。”董氏论画大多用平实之语，难见如此激动之态，结合归隐之心与时境之困，或可将此理解为他对“真假山水”折映出的现实困境的荒诞嘲诋。归乡后的董其昌曾两次短暂出任过地方官职，一次在万历三十三年履任湖广提学副使，当时沈一贯正杜门乞休；一次在万历三十七年转任福建提学副使，当时沈一贯已然归乡。沈一贯的去留，源于其在朝堂中的诸多行为争议。但这些争议的结果，则使如何评价沈一贯其人其政，成为晚明文坛表董其昌离京与万历中期政治文化探析日小野和子著，李庆、张荣湄译明季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包诗卿翰林与明代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页。董其昌的年资计算，可参见其所撰的自诰身，辽宁省博物馆藏；又见董氏族谱第册，清康熙五十八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第页。明代文林郎为六年积资所得，而董氏得“文林郎”，正是在铨注翰林院编修三年后的万历二十四年。文、书互证，大致无误。因此，董其昌在养病期间被扣除的年资应为一年。明熹宗实录卷，泰昌元年十月壬子，第、页。管绍宁赐诚堂文集卷谥宗伯董其昌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辑第册，北京出版社年版，第页。董其昌容台集卷林下风画，第页。董其昌容台集卷董北苑潇湘图，第页。关于沈一贯在党争中的行为，可参见杨向艳沈一贯执政与万历党争以楚宗、妖书、京察三事为中心的考察，商务印书馆年版。达政治态度的重要方式。对于董其昌而言，这其中还包含着自身仕途浮沉的体悟与回忆。因此，在他执笔的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参修的明神宗实录等文献中，均出现了对于沈一贯的贬词。比如汇要所记两条关于沈一贯的按语，一为“争票拟”，提出沈氏不仅是错拟票语的惯犯，而且还逼迫言官离职，批评“大臣之修怨于言官，亦巧矣”；另一条是“楚王案”，也认为是沈一贯独断专行推出的“体勘”法，导出了庶宗哗变、楚王横死的恶果。董其昌在修史之初，曾有鉴于明世宗实录之失，提出了历史撰著在进行“劝善惩恶”时，要根据舆论时情，不应擅加贬词。然真正到了涉及自身情感的人物评判时，他似乎也难掩褒贬之心。沈一贯身后虽得到“加祭四坛”的殊荣，但纵观所有实录的附传，他反而成为唯一被加恶语的首辅，甚至称其赐祭时，“物议颇觉沸腾”。饶有趣味的是，当沈一贯还是翰林时，曾因翰林官的久任法被困，向同僚自嘲道“何劳赤眼望青毡，汝老编兮我老编”。当他自己成为执政辅臣后，却对同为“老编”的董其昌以及许多四衙官的宿命并不关心，只是不希望出现“明时之累”。当然，此时沈一贯所关注的，实为整体朝局，而非个体恩怨。因此，政治个体间的矛盾未必是事件的本相，而制度惯性引发的政治文化冲突才是深层的动机。但董其昌似乎不这么认为，无论是出仕地方还是历史书写，都反映出他未将责任归于政治文化冲突，而是直接归咎于沈氏本人。回溯英宗朝时，首辅陈文因未点陆渊之、谢文祥二人进入翰林院，导致二人怀恨，甚至在陈文身后论谥时，言其“不当得美谥”。此例又可证明，当“中时段”的政治文化进入到“短时段”的个体生命时，历史人物本身的感受其实并不完整，需要强行寻找相称的对象，借此作为自己现状的解答。作者简介邓昱全（），男，湖南永州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陈宝良（），男，浙江绍兴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责任编辑郝红暖（，，，；，，，） “ ” “ ” ，，，，；；；安徽史学年第期董其昌辑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吏科左给事中程绍等一本为阁臣独力难胜票拟错误恳乞敕赐改正以便遵守并乞圣明广置辅弼以重政本事疏，续修四库全书第册，第页。董其昌辑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常镇兵备按察使蔡献臣一本为闻言惕衷敬陈楚事始末以剖白心迹以挽回公道事疏，续修四库全书第册，第页。董其昌容台集卷报命疏，第页。明神宗实录卷，万历四十三年正月丙子，第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页。明史卷陈文传，第页。